( 2014-01-21 天下雜誌 540期    文/蕭富元 )

政治惡鬥、經濟衰退令人絕望，但台灣的希望就在絕望裡。 台灣社會力正在覺醒，愈來愈多人深入在地「蹲點」，用行動成就更好的未來。

一九八○年代以來，台灣從經濟繁榮到政治開放，所有人都環繞在政治的場域，以為它會把我們帶到一條日光大道，結果卻是帶到一個完全不可思議的黑色漩渦。許多人在政治漩渦裡一再淪陷，期待落空，從希望變成絕望。

但是我覺得，台灣的希望就在這個絕望當中。

因為對政治徹底絕望，我們不再依附、也不再相信政治人物可以改變，有能力的人開始走入民間。這是台灣翻轉的希望。

小人物 大英雄

比如說「台灣好基金會」，他們可以在台東池上做五年，建立一套系統，幫助村民做有機認證。整個池上的人，突然覺得自己種的有機作物，雖然辛苦，但努力通通都是有代價、有意義的，他們不再是孤單的。

然後蔣勳去那裡朗讀詩、林懷民去當駐村藝術家，這一去，就有了《稻禾》的演出。池上的人難以想像，這個小地方怎麼會變成全台灣的焦點。

還有一群年輕的企業家第二代、第三代，在圓山花博公園那邊弄了「集食行樂」文創平台，賠了一整年的錢。這些人以前投資餐廳，都很賺錢，於是他們把餐廳搬到花博公園開分店，人潮愈來愈多，他們希望用餐廳賺的錢養文創市集，讓台灣可以有文創平台。

再轉一個角落，你可以看到紀錄片《看見台灣》最後的原聲合唱團，馬彼得校長在信義鄉部落，讓這群人生完全不知道怎麼辦的布農族小朋友，在音樂上找回自信。

你也很難想像，有個公務員（齊柏林）退休金不要了，發神經像瘋子一樣去拍《看見台灣》。

片子拍完，我和他吵架，問他為什麼一定要進戲院系統，進入商業體系會失敗。我擔心票房不成功，結果他的票房非常非常好。他進帳五千萬，做的第一件事情，是捐五百萬給電影基金會。

你還會看到一群人，只因為愛狗，就拍了《十二夜》。還有紙風車劇團的李永豐，錢沒有，但夢想有，他走完三一九鄉鎮，以前看紙風車的小孩都長大了，現在的小孩又沒看過，所以他再來第二輪。

這樣一個一個的種子開始由「點」變成「線」，慢慢會擴張成為「面」。我們都歷經那個可怕的黑漩渦，政治把所有人都弄絕望了以後，我們發現再也沒有人會把注意力放在政治。

我，要改變這個時代

非常多的力量，從過去掠奪台灣資源的政治圈釋放出來。每個角落都有人開始做起蹲點的工作，民間小人物可以做出巨大的改變，這是希望的開始。

我從小就知道我可以做大事情，我從來不是政治人物，只是一個政治的過客。

我要改變這個時代，過去我相信只有政治可以結構性地改變社會，但我一步步看到，政治不能提供給台灣任何一個答案，我就離開了。我去做《文茜世界週報》，因為我覺得社會欠缺國際觀，這是我有能力可以做的事情。

我「蹲點」在媒體，節目開播到現在，沒有一個禮拜不入收視率排行榜。我很堅持，明知道沒有好收視率的新聞也做，結果還是會在榜裡面。

不要覺得這個時代環境有多壞，那是因為你放棄了自己，所以你看出去的都是黑色跟灰色的。也不能說這個時代好到不行，但就是不要懷疑自己。

社會在覺醒，我們都在尋求「我」的力量。「我」能做什麼事情，我是其中的一個「我」，每個人都去做自己能力範圍可及的事。

台灣社會對土地的愛，不是民族主義，是很像親情的愛，根深蒂固在我們每一個人的ＤＮＡ裡，大家都想為台灣做些事情。

像周杰倫、五月天阿信，只要跟他們說去跟年輕人講講話，他們立刻說好，一毛錢不收。像雲門四十週年，林懷民可以到世界任何地方表演，他卻選擇到池上一個稻田的角落，因為他的ＤＮＡ裡面，就是有對土地的愛。

我們在黨外時期講過一句話，「不信公義喚不回」。現在，我不相信這個社會的希望喚不回。

我不信希望喚不回。

（蕭富元、程晏鈴整理）